城学术论文（城市规划相关论文）(2)

在这个地区发现了迄今为止已知的世界上第一个磨制石器工具，第一个桨和大型皮艇，第一个环濠村落，第一个陶器和第一个稻田。 其中独立完成了新石器革命的全程，到达终点收获巨大的是潼阳——洞庭平原的彭头山文化(约公元前8000-前5800年)。

这是完全放弃狩猎大型兽的独一无二的新石器初期文化。 彭头山先民最先放弃“肉食、血”和“毛皮”； 他们先种水稻，“系绳无差别，佃农打渔”“民吃五谷”“揉木为耒”“男耕而食，女织而衣”，然后在水域捕鱼采集，驯化鸭子值得庆幸的是，彭头山先民开创的这种生活得以完全继承和发展，终于成为后世农耕生活的典范。 [4]根据[1]所述的信息处理设备，其中

的肥皂市下层文化(约公元前6200-5000年)、汤家岗文化(约公元前5000-4000年) )之后，进一步建立了稻作农耕区

循着食用稻谷区域北渐的步伐，在水稻分布区以北的中原平地，相继因地制宜地驯化了粟黍等旱地作物；并且在华北及东北，诸如兴隆洼文化的猎民开启驯化野猪的漫长过程。

总之，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革命进程，无论在开始时间、内涵丰富度以及对所在东亚地区的影响，都足可与驯化了大麦、小麦的西亚北非在旧大陆中西部所扮演的角色相当，是世界最早的稻作新石器革命发生地。

直接继承汤家岗文化，在澧阳-洞庭平原继续发展的大溪文化（约公元前4300-前3500年）步入前国时代。其早期出现专业化制陶，发明了轮制陶器技术，并发明在高温还原气氛下烧制的精致薄胎的黑陶技术。与此同时，平原农耕区与山地游猎区凭籍各自优势资源开展专业化生产与交换，再加上稻作农耕社会对于合作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的内在需求及相应组织体系，共同推动了超越单一聚落的大型社会网络的形成，为国家的出现奠定了社会经济基础及现成可用的组织架构。

在谷物、甘酒、精致陶器、纺织品等平原区的产品，与山地的玉石器、食盐、山货珍品等物品交换规模扩大而系统化的背景下，最早兴起的城市成为专业化生产中心和交易中心，并通过神庙和神权保护及管理生产和交易。位于澧阳平原西侧，兴起于约公元前4200年的城头山城是迄今所知东亚第一座城。该城有宽大的土筑城墙；外围有宽阔的可通航的濠沟；南门外有码头；城内有专业化作坊、神庙和祭坛等设施。城头山城的结构成为此后长江中游地区所建城市的典范。[7]

大约公元前第四千纪早中期，已奠定初步国家化基础的人群，从洞庭平原出发向北开拓，跨过长江来到鄂西台地，并进一步越过汉江向东北扩展到汉北地区的大洪山南缘地带。[8]江汉及汉北地区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很高的社会文化发展水平，说明最早的开拓者是有备而来，在移入之前不仅已具备丰富农耕定居生活经验，拥有对自然环境的良好驾驭和适应能力，掌握了烧土及烧砖建筑、制船业、轮制陶器、高温陶窑和炼铜、发达的纺织等技术，并拥有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组织和管理体系。[9]

屈家岭文化时期（约公元前3500-前2800年）长江中游的文明化进程明显已步入国家化阶段。此时在古云梦泽-洞庭湖周边海拔高程约30-50米地带，先后兴起且并行共存二十余座城，如阴湘城、马家垸城、城河城、龙嘴城、谭家岭城、笑城、陶家湖城、鸡叫城、鸡鸣城、青河城、走马岭城等。

这些城大多有着仿自城头山城的结构，如平面呈圆形，有一重或多重垣濠结构，设有码头、水门等航运设施，人工挖筑的濠沟皆宽阔可通航；且皆通过自然河湖与古云梦泽-洞庭湖相连，形成了一个以古云梦泽-洞庭湖为枢纽的连结各城邦的大型水上交通运输网络。相邻诸城之间彼此间仅相隔十几至三四十公里，均在步行一天可以到达的范围内，故它们都属于同一个内部有密切互动而连接在一起的社会共同体。

当时可能出现了如同扶桑十日神话所反映的类似于“十族兄弟”的制度：即形成了联盟制城邦国家，各个城邦的贵族均为同等的“兄弟”，按照制度轮流“值日”，轮流主宰联邦，负责发起和组织国家联盟会议，安排并管理联盟内部的公共事务，协调彼此间的合作。[10]这个联盟制国家所覆盖的区域面积达五、六万平方公里，若加上周边影响区则更大，其社会规模之大，堪称当时世界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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