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学术论文（城市规划相关论文）(4)

石家河文化中期以后，随着铜器实用化，冶铜也从礼仪走向实用化和专业化，致力于发展各种冶铜炼炉，提升冶炼技术，并开始开发幕阜山等矿区；红陶杯、神母抱祖及其他小型祭器取代了此前的大型套缸，反映出当时以神话英雄祖先为对象的社会共同祭祀趋于瓦解，而被家族化、个人化的祈祷所取代。[13]

大溪时期在峡江地区杨家湾、柳林溪等遗址的泥质黑陶碗底和祖形陶器的顶面上发现不少前文字性质的刻符，后来屈家岭、石家河陶器上的刻符虽不多，但与杨家湾前文字明显具有同样的脉络，其中有不少符号可与甲骨文字相对应。所以，虽然由于书写载体（如竹简、木牍）不易保存而使长江中游早期文明的文字系统难觅其踪，但从偶见的零星资料可知，当时肯定已发明文字，并且后来的汉字滥觞于该文字体系中。[14]

总体言之，长江中游以屈家岭——石家河为代表的文明，是世界最早的原生国家文明之一。其城市出现时间在东亚地区最早、持续使用时间最长；其区域规模最大、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程度最高，管理体系发达、文明化的程度最高，且完全是由稻作社会内生成长而来。[15]

自新石器早期以来，已定居的农民村落对周围猎民形成影响，后者吸收一些农民创造的新技术或发明，且因其游动范围大，成为很好的文化传播者。[16]这种交流与融合，贯穿于整个新石器时代。

比如，约自公元前5800年以来，在与长江中游低地平原相邻的山地相继出现了以千家坪文化、高庙文化为代表的山地游猎族群文化。在其陶器纹饰母题中，有几种固定的日纹结构占比最大：包括太阳下的山景，日圭高立，四分日历纹等，特别是其中最关键的两种形象，分别是象征太阳的鸷鸟和獠牙猛兽。对其寓意的分析可知，在千家坪人心目中，太阳既是老鹰，亦是神秘的獠牙猛兽。先民选择这两种形象，是用来分别表达太阳的两面。日行鸷鸟象征白天的太阳，而猛兽獠牙嘴象征夜间的太阳。这是迄今所知最早也最为系统的太阳崇拜。[17]

长江中下游及华南地区自公元前5000余年以来，沿海地区有咸头岭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等，它们致力于发展海边生活，深入影响了此后东南亚群岛文化的发展，并成为南岛语族的重要源头。

此外，环太湖地区自约公元前4300年开始有人在平原地区开拓定居，努力发展稻作，多年后此地孕育了独具特色的崧泽及良渚文明。辽蒙冀结合地区，在约公元前3000年之后，在此地原有之半定居或定居的兴隆洼、赵宝沟狩猎文化的基础上，孕育了以玉器和大型积石冢、祭坛为特色的红山文化，步入前国社会阶段。华北各地自公元前5000年以后兴起以彩陶著称的仰韶文化群，呈现出典型部落社会的特征。这是一种猎农混合生计，发展粟作为主要植物性食物，并通过家养兼猎获、捕捞等获取肉食资源。

自公元前4000多年起，更明显可以看到不同族群和区域的专业化，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系统的交易关系，不同文化融合的进程也因此大为加速。约从公元前2400年起，长江中游发生了第二次国家文明大转型。此次转型的外部原因涉及到4200气候事件——在此气候剧变中长江下游太湖流域文明进程崩溃；内部原因则涉及到长江中游平原周围的山地族群。

他们原本从事遊猎及与楚地平原古文明的贸易；从公元前第三千纪中期以来与低地平原农民之间因生活的差异而出现彼此互斗和相互掠夺的情况。在经过两、三百年掠夺、攻击之后，山地族群最终侵夺并攫取了低地平原农耕社会的统治权，同时也将诸多山地社会的信仰与文化融入到平原农耕文化中。这些山地族群占领石家河大城，并建立了自己的王朝，这一事件在古籍中被称为夏王国之前的“三苗三朝”，而在考古学则表现为“后石家河文化前段”（约公元前2400─2000年）。[18]

在此背景下，长江中下游国家文明的因素明显外溢，开启了大规模的社会文化重组与融合进程，也因此开启历史的化与东亚化进程。

这一历史大转折产生的主要结果有四：

第一，这是东亚文明战争历史与战争文化的起源。从这时期起，在考古遗址中多见兵器，并促使冶铜行业的规模化扩展和技术快速创新。在此之前，冶铸技术在其近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主要只用于制造小型工具、装饰品及为精神文化服务；到后石家河文化阶段，社会发展到新阶段，并逐渐影响而使冶铸业发生大规模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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