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学术论文（城市规划相关论文）(5)

此时原本栖息于长城地带这一生态脆弱区的各类群体为生存而加剧竞争。在互相掠夺、战争与的背景下，这一地区出现大量防卫堡寨性质的山城、石城，并作为保卫自己或外出掠夺的据点。其中一些堡垒在后来发展成为远程贸易的据点。长城地带中，黄河上中游从公元前2400年以来逐渐成为战争和贸易的要道。该地区陆续出现的堡垒，在历史上一方面肇始和创造了军权管理，大量发展战争技术；另一方面，该地区致力于发展专业化生产与远程贸易，成为跨越不同文明区并将农耕文明与欧亚大草原连成一体的关键要道，并最终孕育了殷周秦汉唐文明。

第二，最终打败和终结了长江中游联盟性质的国家结构，演变成为统一王国性质的国家结构，并使这种政体成为历史主流；此后，历史传说中大禹虽然驱逐了三苗，但却仍尽力保持统一的大王国制度。所以，这也是楚地夏王国和商王国建国的源头。[19]

第三，是华南地区山地猎民文化与平原稻作文化结合、相融而创新，成为后来楚历史的人类基础，也促使长江流域大区域内出现全新的文化面貌，并广泛地影响了东亚其它地区，如淮河与黄河地带。比如，受长江中下游影响，赣江中游樊城堆文化、成都平原宝墩文化、海岱地区龙山文化以及淮河中上游王湾三期——新砦文化等皆在这一时期兴起。

这些地方都逐渐发展出城邦国家，且赣江中游樊城堆文化、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在商周时期分别演变成为两个庞大的国家文明，即赣湘地区的吴城（虎国）青铜文明以及成都平原三星堆-金沙青铜文明，它们都属于延续时间长久的文明。

而河南、山东及周边地区，一方面是南方农耕区的北部边缘地带，受到长江流域上古国家与城市文明的直接影响，发展稻旱混作农业；同时也是北方长城地带游战族群南下掠夺的前线，受到较大的外来冲击；该地区在考古上表现为在某个特定区域内群城并起，竞相而生。不过，该地区诸多以城为中心的小型政体，如王城岗、平粮台、新砦、景阳岗、教场铺、丁公、田旺等，存在的时间都不持久，社群规模亦不大。[3]

第四，在这种平地农民与山岭地带遊猎族群结合的背景下，那些原本有着游动生活背景和经验的新兴贵族，致力于发展贸易活动，更为积极地扩展贸易路线。在考古上，可见长江流域文明制作器物的分布范围及其辐射影响的范围更为宽广；从后石家河文化以来，其影响甚至开始到达黄河上游黄土高原，亚洲大草原的南缘。与此同时，北方草原人群也开始南下到黄河地带，更加靠近楚古文明之北缘地带。

约从公元前1700年起，以商王国（特指早商、汤商或楚商）为代表的青铜文明在江河中原地区兴盛起来。长江中游才是商文明的发祥地，也是商王国的中央之地。迄今为止，在江河中原发现的数座商王国城址之中，最大且最丰富的是位于武汉的盘龙城，很可能是商王国的都邑或中心。商王国直接继承了长江中游此前数千年的文明发展成果，包括治水、建筑以及当时最先进的冶铸技术。商王国又直接掌握并开采鄂东南、赣西北地区多种金属矿料这种最关键的资源。所以，商王国是东亚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且其得地利之便，正好位于当时数个发达区域之间的中心部位。

以这些条件为基础，构建了以商王国为核心和主导力量，以金属料、铜器、黄金器、玉料和玉器、绿松石、硬陶和原始瓷等贵重或声望物品作为主要流通对象，主要由各地上层贵族参与的庞大远程交换贸易体系。该体系包括了当时南方农耕区几乎所有区域和重要国家，如位于江河中原北部郑洛地区的二里头、偃师、郑州诸城，位于东北的海岱及沿渤海地区诸国，位于南部赣中的吴城及湘中的炭河里等虎国诸城，位于东部的江淮及江浙地区（如马桥文化），以及位于西部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明等，都是这一体系的重要参与者。[20][9](P211-241)

在该体系中，各地上层贵族通过联姻与联盟、交换与馈赠、模仿与借鉴等开展互动与交流，使得各地精英物品、精神信仰及相关的礼制实践有趋同的趋向，如被商王国视为国家宗教崇拜对象的双嘴夔龙天神信仰，其造型与纹饰皆通见于前述各地。正是由于在商王国主导下各地区上层精英精神文化实现大融合，使其成为此后中华文明精神文化的主流来源。[10]

以商王国为核心的远程交换贸易体系还与北方草原地带诸族群之间有着不断深化的来往。正是二者之间的征战与贸易，特别是主要商路的开通，决定了二里头、偃师与郑州诸邑的兴衰。早期主要通过黄河干流来往，使位于西部咽喉地带的二里头（兴盛于约公元前1620-前1520年）和偃师城（兴盛于约公元前1550-前1450年）地位重要而兴盛起来；但后来随着主要商路东移至燕山和太行山东麓一带，位于此交通线上江河中原北界的郑州城成为当时最为繁荣的城市之一（郑州城兴建于约公元前1480年，兴盛期约为公元前1420-前1300年）。自公元前1400年以来，在历史地图上出现全新的游战族团，该族团源自草原，以战争掠夺维生，并掌握驾马战车技术。约当公元前十四世纪中期前段，他们突破燕山屏障，顺太行山东麓南下，占领安阳殷墟一带，在此立足建国。几十年后，即约公元前1300年，在其强势统治者武丁的带领下，过黄河向南征战，打败了南方农耕区诸多国家，其中包括势力最大的商王国，且篡夺其国名与神史，据有其人员和技术，自我称为“商”，建立了广阔的殷商上古帝国，开启了青铜时代最大一次跨区域、跨族群的文明大融合，奠定了其后中华文明实体国家的基础。[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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